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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曾言“秦中自古帝王州”，这里的“秦中”指的就是关中平原。关中即为四关之内，它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东有函谷关，西有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形成了天然的地形屏障，易守难攻，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关中平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孕育了我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西安。漫步在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追寻着民族的盛衰和王朝的更迭留下的历史印记，城市的一砖一瓦都诉说着过往，每个时代的风貌都异常鲜活与生动，每一步都踏在了岁月的深处。

　　秦朝瓦当除了实用以外，还具有装饰作用，云纹是秦统一六国前后瓦当的主要纹饰，它的基本结构，是在边轮范围内用弦线把瓦当的正圆面积分划为内圆和外圆，在两圆圈之间，绘出各种纹样。云纹瓦当的流行与“五德相胜”的思想密不可分。“五德相胜”思想认为夏朝是木德，商朝是金德，周朝是火德。商取代夏是金克木，周取代商是火克金。《史记·封禅书》中记载：“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指秦始皇受到秦文公出猎时获得黑龙的传说的启发，将其作为秦国得到水德的象征。秦灭六国，就是水克火。因此，秦朝的艺术作品中常见“云龙之象”。

　　进入大殿，一位面容刚毅的男子端坐于龙椅之上，衣袍上金线绣制的龙纹在光芒中跃动，象征着绝对的权力。朝臣们排列于两侧，面容严肃，眼神中透露出对皇权深深的敬畏。我站在朝臣中间，抬头直视秦始皇的双眼，发现他的神色不曾有丝毫的变化。我想得果然没错，作为穿越到秦朝的外来者，我是个隐身人，这给了我仔细观察咸阳宫的机会。这里的墙壁全部用草泥抹面，外面用白色粉刷，宫墙上绘有精美的壁画，生动地描绘了贵族的日常生活与壮丽的自然风景。

　　咸阳宫位于渭河以北，自秦昭王开始，秦人逐渐将都城南扩，形成了渭水贯都，南宫与北宫并立的格局。出咸阳宫后，我便一路向南而去。远远地看到一个背着行囊的人在旅店门口与老板争执。走近才发现，原来此人是从燕地远道而来，想要住店，奈何身上的货币是战国时期燕国所用的刀币。但据他所言，他的好友数月之前来到秦国，私下里也是可以用刀币结算的。旅店老板表示，几个月前确实如此，但自从秦国发布了统一货币的政策，六国通行的刀币、布币等都被废除，现在只有半两钱可以在市面上流通了。幸好争执之中，这位旅人的好友及时赶到，帮他解了燃眉之急。

　　走过旅店，不久便见到一座望不到尽头的木桥如巨龙一般横亘于渭河上。正如《阿房宫赋》中所言“长桥卧波，未云何龙？”《三辅黄图》记载：“渭桥在长安北三里，跨渭水为桥。”我迫不及待地踏上了渭桥，向南宫而去。此时已到傍晚，随着太阳渐渐沉入地平线，初现的星星点缀在渐暗的天空，随着我渐行渐远，四周的水汽更加浓重，将桥与河水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突然间，一阵微风掠过，河面上的宁静被打破，平静的水面开始泛起层层涟漪，继而波涛汹涌，木桥在狂暴的浪涛中剧烈摇摆，发出凄厉的吱嘎声，不待我做出反应，一个庞大的浪花突然卷起，瞬间将我吞没。

　　挣脱了刚才那股窒息的恐惧，我喘着粗气浮出水面。环顾四周，惊奇地发现自己身处一片开阔的湖泊之中。湖面宽阔，水天一色，远处湖中央，数十艘战船正排成阵型，进行着水上操练。战船上士兵的喊声、水浪击打船身的声音，以及划桨的声音相互交织，在湖面上回荡。这些战船坚实宽大，船头高挂着猎猎作响的旌旗，上面绘有用隶书写成的“汉”字，战船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较低，船下设有戈、矛等利刃，用来防范潜水凿船的人，一类战船规模宏伟，一般建有数层楼阁，大者达十余层，高十余丈。

　　既然来到了汉朝，就一定得去汉长安城逛一逛。刚好上林苑内有一队士兵要回城休整，我赶忙跟上。这次我安然无恙地走过了渭河上的木桥，正对面便是汉长安城的厨城门（长安城北城墙正中的城门，契合西汉“以北为尊”的礼制传统）。刚入城，路边喧闹的市集吸引了我的注意。果真如《西都赋》中记载：“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各类商铺排列于路边，熙熙攘攘的行人汇成一片，甚至溢出城墙。密集的车流在道路上缓缓移动，无法轻易转弯。浓浓的尘土在空中飞扬，卷起的烟雾仿佛与云端相连。

　　从身边官员的交流中，我得知今天竟然是张骞受命出使西域的日子。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想要联合西域部族大月氏一起夹击匈奴，于是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一行在行经河西走廊时，不幸被匈奴骑兵俘获，被滞留在匈奴王庭长达十年之久，但张骞始终不忘君命，持节不改，终于趁匈奴不备逃脱，继续踏上西行的道路，最终抵达大月氏。然而此时月氏已经被迫西迁并建立了新的家园，无意战事，张骞只得无功而返。他虽然没有达到最初的目的，但却对西域的地理风俗和民情等有了充分的了解，并将这些信息带回汉朝。此时，河西走廊已经平定，为了建立大汉在各国的影响力，汉武帝拜张骞为中郎将，再次出使西域各国。

　　唐代的长安不仅汇聚了各国商人与使节，还接纳了各地的留学生来华学习先进的文化与制度。贞观二年，唐太宗扩大国学规模，特招藩国子弟入国学研习。《书》记载：“新罗、高昌、百济、吐蕃、高丽等群酋长并遣子弟入学，鼓笥踵堂者，凡八千余人。”因为有些使臣和留学生初到大唐，汉语还不太熟练，鸿胪寺会专门给他们配备译语官，相当于今天的翻译。很多译语官都来自边境，那些州郡县为了尽快适应与邻近诸国交流的需求，开设了一些译语学校和短期训练班，培养和选拔更多的翻译人才。《全唐文》记载：“其边州令制，译语学官，常令教习，以达异竟。”因为需求量大，民间也出现了专门从事翻译工作的人，被称为“舌人”，他们不仅精通汉语，还对汉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往往被个人聘用，兼任向导。

　　阿倍仲麻吕又称晁衡（698年～770年），是日本在唐王朝考中的进士之一。先后担任过秘书监、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北海郡开国公等显要官职。与唐代著名诗人李白、王维都是好友。天宝十年，阿倍仲麻吕归国探亲时，曾在诗中写到：“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体现了他既思念故乡，又不舍大唐的复杂情感。归国途中，阿倍仲麻吕在海上遇到风暴。当时误传晁衡已溺死，李白十分悲痛，写了一首《哭晁衡》，用“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悟。”寄托对友人的哀思。幸运的是，阿倍仲麻吕漂流到安南驩州（治所在今越南荣市）一带，遇海盗，同船死者一百七十余人，独晁衡与藤原等十余人幸免，天宝十四载（755）辗转回到长安，并终老于此。至今，西安的兴庆宫公园中还矗立着阿倍仲麻吕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