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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HUD的《年度无家可归评估报告》，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贝尼奥夫无家可归与住房倡议（UCSF Benioff Homelessness and Housing Initiative）2023年发布的《迈向新认知：加州无家可归者全州研究》（简称UCSF报告），通过3200多名代表性样本调查与365次深度访谈，进一步揭示了无家可归者的生命历程与陷入困境的路径，恰好印证了“斩杀线”的残酷逻辑：许多人并非天生的“边缘人”，而是积累的创伤和突发事件，让他们一脚踏空跌破生存阈值。

　　离开上一处住所的原因中，47%的无家可归者将其归因为经济问题。其中，从租赁状态过渡的群体（58%）比非租赁状态群体（40%）更易因经济原因陷入无家可归。具体来看，22%因收入损失或减少、12%因住房成本过高、8%因租金上涨而失去住所；此外，10%因遭遇盗窃或诈骗，10%因医疗费用、食品开支等非住房成本增加，最终被推向无家可归的边缘。而在无家可归前6个月，28%的人经历过失业、工时减少或薪资降低等工作相关的收入冲击。

　　在“斩杀线”概念下，无家可归往往不是“一夜之间”，而是长期积累后的一次“致命一击”，且一旦陷入，便难以挣脱。UCSF报告显示，加州无家可归者中，39%是首次经历无家可归，但中位时长已达22个月——相当于近两年在街头或庇护所挣扎。严格按照联邦“长期无家可归”标准（连续一年以上无家可归，或过去三年至少四次且总时长超一年），36%的无家可归者属于此类；而若仅以时长标准衡量，75%的单身成年人、62%的有家庭成年人以及74%的青少年，均属于长期无家可归者。

　　无家可归者主要住在哪？调查中询问了无家可归者在过去6个月主要居住场所和曾至少睡过一晚的场所。数据显示，78%的无家可归者在过去6个月主要处于无庇护环境中，其中21%靠住在汽车里勉强栖身，57%则完全没有固定场所，只能在街头、公园等地方流浪。此外，绝大多数人（76%）都有过在户外居住的经历，另外有46%、38%、12%、16%的无家可归者有住在汽车、自己/家庭/朋友支付的汽车旅馆/酒店、政府支付的汽车旅馆/酒店、收容所里。

　　无家可归带来的最残酷结局，是生存权的提前终结。最新发表于《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RES）的研究首次通过全国性数据揭示，美国非老年无家可归者的死亡率是有房群体的3.5倍，这一差距远超美国有房群体中黑人和白人的死亡率差异（1.4倍），接近残疾与非残疾有房群体的死亡率差距（4.6倍）。具体来看，40岁无家可归者的死亡风险，相当于58岁有房者或48岁有房贫困人口的水平——意味着无家可归状态带来的健康损耗，堪比近20年的衰老。从预期寿命来看，40岁无家可归男性的预期寿命仅为68.5岁，女性为72.6岁，比同性别有房群体分别少10.3岁和10.2岁，甚至比美国收入最低1%群体的预期寿命还要短4-6年。

　　美国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Desmond）在其著作《被驱逐者》（Eviction）中的田野研究，为“斩杀线”的本质提供了最鲜活的注脚。他深入密尔沃基的拖车营地与贫民区，用两年时间追踪八个黑白家庭的生存轨迹，记录下他们在高房租、频繁驱逐与房东博弈中耗尽心力的日常。德斯蒙德认为，无家可归不仅仅是贫困的一种表现，更是加剧贫困的动力引擎。一旦被驱逐，家庭会失去工作、学业中断、身心健康受损，且因留下“驱逐记录”而难以租到体面住房，陷入向下流动的恶性循环。

　　如果说《被驱逐者》揭露了“斩杀线”的运作逻辑，那么德斯蒙德在《美国的贫困》（Poverty, By America）中则进一步撕开了其背后的制度根源。在书中，德斯蒙德指出“斩杀线”的存在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是一系列偏向特权阶层的制度选择的结果。美国将住房彻底视为商品而非基本权利，放任底层家庭将70%以上的收入用于支付房租，却长期缺乏可负担住房供给；它默许房东、金融机构从高房租、高驱逐率中获利，形成“以贫困为盈利点”的利益链条——穷人疲于奔命的廉价劳动力创造了财富，却又要支付高昂的住房、医疗、教育成本，最终将收益间接输送给富人；而医疗保障的漏洞、失业救济的不足、最低工资的停滞，更让普通人的生存容错率被压缩至零，一次疾病、一场失业就足以触发“斩杀线”的连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