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28官网,南宫28官方网站,南宫28APP下载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苏联随后加入，其中第八条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明确“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这份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为台湾回归中国提供了不可动摇的法理依据。日本在投降书中明确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并在台北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至此，中国从法律和事实上收复了台湾。

　　一个中国原则不仅是国际共识，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前提和基础。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明确规定，“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此后中日之间签署的三个政治文件，均确认了上述立场。这是日本对中国作出的郑重承诺，也是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

　　面对中方严正立场和国际社会广泛批评，高市不思悔改，竟试图借所谓“旧金山和约”，煽炒早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所谓“旧金山和约”，是在排斥中苏等二战重要当事方的情况下，对日本单独媾和而发表的文件，违反1942年中美英苏等26国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中关于禁止与敌国单独媾和的规定，也违反《联合国》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无论从程序上还是效力上，都不具备对台湾主权归属作出处置的资格。

　　在美国庇护下，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半途而废。原本以驱逐日本政界、经济界、言论界中军国主义分子为目标的“公职追放”政策被中止，大量军国主义分子重返政坛。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岸信介。这个曾在东条英机内阁担任商工大臣、战后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被关押的军国主义余孽，竟在“公职追放”解除后重返政界，并于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成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还魂”的标志事件。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说：“战后的日本政治某种程度上是由发动过侵略战争的人确立，其影响延续至今。”

　　在教育舆论领域，日本右翼大肆推行历史修正主义，为侵略罪行“洗白”。他们宣称日本是为“自存自卫”而发动战争，把正视历史、承认罪责污蔑为“自虐史观”，把否认历史、美化侵略反包装成“正常国家”的表现。1997年，日本右翼学者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伙同右翼政客不断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侵略”中国被改成“进入”中国，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战争暴行被贴上“事实存疑”的标签……2022年上映的日本纪录片《教育和爱国》，深刻揭露了日本右翼势力施压教育行业、篡改教科书的真相。

　　在军事安全领域，这股势力利用各种借口为军事扩张“松绑解套”。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不保持战争力量。然而，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对这一和平条款的侵蚀。从海湾战争结束后向海湾地区派出扫雷艇，首次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到阿富汗战争开始后派自卫队舰艇为美军等供给燃油，首次战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再到伊拉克战争中向当地派兵，首次向处于战争中的外国领土派遣自卫队……日本军事力量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原则被一步步掏空。

　　这样一个偏激政客走到今天，很大程度得益于安倍的“栽培”。在历史认知、修宪扩军、对华政策等核心议题上，高市被视为“安倍路线”的继承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曾在内阁担任要职，但高市在自民党内始终缺乏政治根基，此前两次竞选总裁均以落败告终。然而，深陷“黑金”丑闻的自民党在国会选举中接连失利，急需寻找一剂能够重新凝聚保守派选民的“猛药”挽回颓势。于是，这个曾两度败选的政客，在自民党政治危机中被侥幸推上了首相之位。

　　多重因素作用下，高市毫不掩饰地高速推进其危险议程，上任不到一月就迈出安倍等之前右翼领导人都不敢迈出的一步：以在任首相身份把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与“台湾有事”相关联，暗示对中国动武。同时，高市内阁推动大幅增加防卫费，提出提前两年实现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着手推进《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修改；试图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进一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暗示研发核动力潜艇，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桩桩件件，其目标昭然若揭，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日本的“重新武装”。

　　所谓的“受害者叙事”，是对历史正义的公然嘲弄。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记忆上患上了严重的“选择性失忆症”：他们极力抹杀日军的侵略暴行，却利用广岛、长崎的核爆经历大打“悲情牌”，妄图完成从“加害者”到“受害者”的角色置换。这种逻辑本质上是对因果关系的倒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此早已盖棺定论，日本是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始作俑者。诚如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特尔福德·泰勒所言，核爆终结了罪恶的战争，而日本政府必须为此负直接责任。

　　所谓的“侵略有功论”，则是美化暴行的诡辩。右翼势力至今仍在兜售“解放亚洲”“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陈词滥调，试图将血腥的侵略粉饰为把亚洲从西方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义举”。历史事实早已给出了响亮的耳光：仅在中国，3500万军民的伤亡、无数城市的废墟、数千万人的流离失所，难道就是所谓的“解放”？资源被劫掠、劳工被强征、文物被盗抢，这种赤裸裸的殖民掠夺与杀戮，岂能用“共荣”来洗地？这分明是惨绝人寰的人间炼狱。

　　所谓的“切割历史责任论”，更是企图逃避国家责任的“政治赖账”。从安倍晋三声称日本人“不能再背负继续谢罪的宿命”，到高市加速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其核心企图是与历史责任作切割。然而，在国际法理与人类良知面前，这种论调根本站不住脚。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及《中日联合声明》等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日本的国家责任是法定的、持续的，不因政权更替或时间流逝而自动消失。试图通过“切割”来卸下罪行，抛弃承诺，是对受害国人民的二次伤害，对人类良知的粗暴践踏。

　　在地区层面，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的危险举动制造紧张、挑动对立，破坏确保亚太地区长期和平发展的战后国际秩序。俄罗斯外交部就此评论：“日方不仅不反省其近期言论的错误，而且在80年后的今天仍然拒不承认二战结果。”韩国国会议长禹元植要求日本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展现真诚反省和负责任态度，缅甸国防与安全委员会新闻发布组组长佐敏吞谴责高市对日本侵略罪行毫无悔意、不负责任，泰国前副总理披尼指出高市言行“威胁亚洲和平，也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挑战”。

　　世界范围内，高市妄图重拾日本以捏造“存亡危机”为借口发动战争的危险历史剧本，再次唤起国际社会对军国主义的惨痛记忆。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表示，高市错误言论极具破坏性，无益于日本自身安全，更破坏整个地区安全。英国前议员乔治·加洛韦指出，如果日本想重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定引发中国和世界人民愤慨。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默·久洛认为，日本现政府正在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塞内加尔官方报纸《太阳报》等多国媒体刊文指出，这是“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极端政治操作”。